大学教师体验当外卖员：一天工作10多小时 一个月瘦6公斤

　　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 一个月瘦了6公斤

　　大学教师体验当外卖员 每天走3万多步

　　日前，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分享自己当外卖员的经历引发热议。邢斌称他一个月跑外卖的过程非常辛苦，为了提升收入有时需要同时送5份外卖订单。邢斌表示，他希望借助这次经历，增加人生体验。他也呼吁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对他们多一些共情。

　　邢斌是山东青岛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任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目前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

　　8月31日，邢斌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关于外卖员的收入，他曾看到过很多报道，数字相差很多。“我和家人就这个问题讨论时，萌生了亲自去体验当外卖员，以进行核实的想法，就在去年12月下旬开始体验了1个月的外卖员生涯。”邢斌说，“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走3万多步，爬110层楼，瘦了6公斤，一个月时间挣了7000多元钱。”他回忆说他当时注册了多个平台的外送员，以兼职外卖骑手为主。期间他送了2000多单，平均每天骑摩托210公里。

　　邢斌计算说，平均每单外卖能挣3.5元，一般要骑车2公里取货，然后再骑车3公里送货，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能完成3单。

　　如果一次带上3份外卖订单送货，排好次序能节省不少时间，但容易被客户催单，一小时收入能增加到15.75元。至于一次送5份外卖订单，在邢斌看来已是极限，很难不被催单，但收入能进一步提升至每小时19.25元。

　　邢斌还展示了自己每天记录的账单，其中除了几天因为有事没有接单外，2022年12月22日开始，他几乎每天都会从事10多个小时的外卖工作，最多的一天他从早上6时13分开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时41分，累计送外卖19个小时，单日收入400多元。

　　邢斌称，以后他还想再去体验一下建筑工、快递分拣工等职业。

　　对话

　　北青报：怎么想到要体验当外卖员的？

　　邢斌：当时我和家人聊天，外卖员的收入是怎样的呢？当时我就想，自己如果亲自去当一下外卖员，就能知道答案了。我觉得只当几天外卖员没办法真正去了解这个行业，就决定要去体验一个月。

　　我在相关的外送平台上进行了登记，因为我还要工作，就只能报名兼职的外送员。我按照规定去医院做了体检，有的平台需要培训，有的平台不需要。

　　然后买了一辆摩托车，加满油可以跑220公里。后来我送外卖时，几乎每天晚上油都会接近耗干，我就充满油再回家休息，由此计算那期间我每天几乎都要跑200多公里。

　　北青报：开始送外卖时适应么？

　　邢斌：我今年49岁，临沂这边有很多五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上去给人送餐。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烧烤订单，到了店之后，商家说订单里还包括两箱啤酒。我到了之后发现客户住6楼，没有电梯，我只能先把烧烤放在其中一箱啤酒上，先搬上楼，然后下楼再把第二箱啤酒搬上去。

　　此外，一些小区非常大，里面可能有40多栋楼，从中找出顾客所在的楼非常困难。还有的小区楼号不是按依次的顺序排列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找楼的难度，感觉几乎要崩溃了。而且多数小区都不允许摩托车进小区，此时我就需要下车步行送餐，一天下来我的微信步数基本都超过3万步，手机数据显示我平均每天爬110层楼。一个月时间里，我瘦了6公斤。

　　北青报：期间遇到过哪些难忘的事？

　　邢斌：其实我决定体验送外卖的时候，就做好了会被骂的心理准备，但一些事情还是超过了我的预料。

　　在前几天的讲座中，有听众问我，听说有顾客会给外卖员2元钱，让外卖员帮忙扔垃圾，是否真有这种情况。我说给2元钱就算很好了，有的顾客会让我把走廊里的两大包垃圾带走扔掉，根本没提给钱。我表示这并不是我的任务，对方就问我想不想要好评，如果我被人差评是要扣钱的，没办法只能帮他扔了垃圾。这样的事情我其实经常遇到。

　　有一天夜里，我送了一单烧烤订单，15分钟就送到了，取餐的一位女士接过餐，就说餐冷了，让我拿走。这就意味着这一单需要我自己埋单了，我给对方解释，天气冷，我15分钟就送到了，菜冷了实在不是我的责任。最后旁边一个人站出来，说怎么能这么欺负外卖员，这才结束了这场纠纷。

　　其中也有让我感到温暖的事。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将一份馄饨送到郊区一处五六层楼的家庭里，一位女士开门接过餐。我下楼之后，就发现对方给我发了2元钱红包，并留言说她的孩子在读中学，晚上忽然想吃馄饨，辛苦我送来，她发给我2元表达谢意。

　　北青报：期间和其他外卖员交流么？

　　邢斌：其实我们接触的时间很有限，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忙着各自跑各自的订单。只有在烧烤店取餐时大家会聊一会儿。之前我看有些人说，外卖员之间竞争很激烈，但我接触下来感觉大家都很实在，会主动给我讲送餐的小窍门，分享那些送餐更快的路线。

　　北青报：体验外卖员时，遇到“维权难”怎么办？

　　邢斌：有一次，我到餐厅等了半小时，菜还没有做，期间我和各方保持沟通。最后等到了75分钟，我赶紧和顾客商量，顾客非常理解，先点了收货，让我慢慢送。虽然如此，第二天还是被平台发了警告，我就此一级一级申诉，但都显示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申诉时，主管人员还是说无法通过申诉，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

　　我当时回答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说给我发了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5元，对方留言说理解我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15元钱算是他个人的补偿。

　　北青报：这段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

　　邢斌：我体验的本意只是想去经历一下这样的生活，这段经历会被我消化掉，在我未来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帮助到我。

　　我希望借助这次经历，增加我的人生体验，接触大千社会的人生百态。这次体验过后，我更加理解了外卖员的生活，他们是如何挣着自己的辛苦钱。以前我在写作时，看到外卖员打来电话可能会晚一些才接听，现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接听，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是边骑车边打电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也希望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对他们多一些共情。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