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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莫之:非虚构,倾注了我对上海更为丰沛的感情|我们在上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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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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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这是诗人阿多尼斯为上海写下的诗句。在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投身追梦圆梦的时代浪潮。年轻人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一直以来,上海文学界密切关注青年文学力量...

“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这是诗人阿多尼斯为上海写下的诗句。在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投身追梦圆梦的时代浪潮。年轻人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一直以来,上海文学界密切关注青年文学力量,曾经的文学传统渊源,和未来文学写作的无限可能在此交汇、激荡。2024上海书展举行之际,我们邀请八位生活在上海的青年写作者写下他们的文学生活,呈现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同频共振、默契呼应。



今天推送的文章来自作家王莫之。近年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向非虚构项目,对摇滚乐的兴趣让他发现了时代曲与上海早期城市发展的关联,在本届书展上他也带来了新书《为时代曲写的蓝色情歌》。回顾自己的上海写作时他表示,“我的写作,几乎每一步都踩在上海的身影里。虚构之于我,是非虚构的消防通道,而非虚构,倾注了我对上海更为丰沛的感情。”


我们在上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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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海写作

王莫之


据母亲说,我是出生在原南市区的红房子医院,但不知为何,在我的户口簿上,出生地写的是江西。我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质疑的时候,母亲极为生气。“你可以去红房子的档案室查呀,”她说,“难道这种事情我还会骗你?”父亲不响,约了麻将搭子的他正在收拾装备:两包硬壳红塔山、一支打火机,再加一盒桉叶糖。好像从我懂事以来,父亲就是一个赌徒,不过他很擅长修复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有一次,他见我在看《收获》杂志,他说:“以前我跟你一样,也是爱好文艺的。”随后报出一大串名字。那些堪比大白兔奶糖的上海杂志,我小时候在江西的家里见过,一直以为,它们只是父亲对抗乡愁的工具。


我是十岁回的上海,在南市区某小学借读三年级。还记得父亲在县城的长途车站送我时的模样,他的右手缓慢抬起,仿佛在挥别一段昏暗的记忆,如今,我和当时的他差不多岁数,可是依旧看不清他的内心。我曾经试图在一篇小说里为父亲的沉沦寻找答案,与其说是为了解释,实则更接近于思考。当我对某些事物深有感触,写作也许是最好的思考。


▲ 王莫之的唱片收藏


除了《老城厢》,南市区极少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我向S解释说:“南市区太复杂了,光是写对话就要考虑好几种方言。”这像是某种借口。今年春节,为了一档播客节目,友人W约我与S在年初六重走南市。那个细雨迷蒙的上午,我们在金融中心底楼的咖啡店碰头。我说:“此地以前是我阿娘屋里,附近的老房子拆光以后,先是改成停车场,后来造了BFC。”我因为在S的小说中见过宝带弄,一条离我奶奶家所在的周浦路不远的小弄堂,潜意识里早就把S视为老邻居,不曾想,其父竟是我小学同学的家教老师。只怪S太年轻,如果不是S主动讲起,我无法想象S也是知青子女。上海另几位有插队落户血统的作者,譬如默音,她的长篇小说《甲马》富于云南色彩,又如路明,他的《出小镇记》是一本介于虚构与非虚构的新概念知青著述,而从年龄来讲,我们比S大了起码九岁。除了年龄,性别也在改变笔尖接触纸面的角度,哪怕是料理相似的经历。



我喜欢看S的小说,S则鼓励我多写写南市。沿着人民路往古城公园的方向city walk,雨落大了,能清晰地听到伞布上啪嗒啪嗒的响声,越来越频密。我说:“此地以前叫民国路,跟中华路构成一个大回环,也就是11路电车的环城路线,解放以后,中华路并没改名字。”S知道我近几年花了大力气研读清末民国的上海文献,但仍旧被我逗乐了。我想,这应该算是非虚构写作带给我的后遗症,譬如,我现在说起淮海中路,脑海里同时浮现着西江路、宝昌路、霞飞路、泰山路、林森中路的名字,如同一道白光透过三棱镜,它们源于一条马路在动荡岁月的色散现象。


▲ 1936年,福利面包公司(后改名哈尔滨食品厂)


近年来,我把一部分精力投向非虚构项目,某种程度而言,也是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的写作生涯始于摇滚乐评论,在本世纪初,为几本杂志供稿,也幻想过以此为生。我的早期小说《安顺老伯》是对我的乐迷岁月的变奏式记录,戴上面具,让叙事者有更大空间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虚构之于我,是非虚构的消防通道,而非虚构,倾注了我对上海更为丰沛的感情。2016年,我开始研究摇滚乐在这座大都市的早期传播,随后以每年两三篇长文的步伐前进,预设的终点并非“上海摇滚史”,而是城市文脉的一块拼图。这课题由于若干复杂原因难以为继,2024年的春夏之交,我果断出站,搭上一列开往旧社会的时代号火车。换乘站位于古北某小区,我后来在《黎锦光的日本之行》一文引述从音乐人李泉的家中听来的黎锦光轶事,而在他之前,音乐制作人李苏友也曾领着我参观黎氏的后半生。二李皆为上海摇滚的老法师,他们在回顾某种外国文化登陆上海之初的辰光,无意中弹奏了一段时代曲的蓝调和弦,吸引我以此为主题编写严肃情歌。


▲ 1931年,联华歌舞班拍摄《银汉双星》合影(后二排右3为聂耳,聂耳前王人美,中坐者黎锦光)


时代曲,即中国流行音乐的早期形态,也被称为“上海老歌”。在旧时上海,“时代”一词还有时髦的意思,时代曲也被称为时代歌曲、时代新曲、时代小调、摩登歌曲等等。从叙事出发,我设想这个项目应该很摩登,黎锦光领衔主演;有时,我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篇文章,有时,它膨胀成了一本传记,而它的标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改变,我在联系做采访之时都是这么介绍的:“我在写《黎锦光的后半生》。”以黎锦光为圆心,他的亲友加同事加邻居为半径,回望时代曲。借助他们的记忆,对照国内外的文献数据库,我为时代曲的一组幕后英雄绘制了文学素描。仿佛写小说,我尽量把话筒递给主角配角,让那个时代的人物多说几句。如今这个项目做完了一部分,集结成《为时代曲写的蓝色情歌》,即将登陆本届上海书展。它是我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也是一次融合考据、传记、小说的超文体之旅。



必须坦诚的是,我的写作,几乎每一步都踩在上海的身影里,这跟它过于依靠现实经验也有关系,属于特色,而非优点。写作者登上舞台,无论龙套绿叶红花,各有舒适区,以前我觉得舒适区的面积要大,现在更在意体积,换言之,舒适区要如何挖得深。很幸运,能够回到上海,而回到旧时上海则是上天送我的一份小礼物。在上海写作,从地理层面改为时空概念,希望再碰头的时候,能听见你说:“写呀,大胆去写,这可是你的舒适区。”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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