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蛊这个东西(什么是虫卵)

或许很多人以为“蛊”只是野史和传奇小说中富有刺激效果的作料，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蛊患”曾一度成为国家级层面的重大灾患。

国家专门出台了针对防治“蛊毒”的政策、药方，由高级别官员负责具体执行。

宋仁宗钦定防蛊手册，消灭泛滥全国的“蛊患”

这里所举之例，是北宋时代，由宋仁宗亲自主抓撰写、颁布的著名防蛊手册——《庆历善救方》。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庆历八年春二月癸酉），颁《庆历善救方》。上始阅福建奏狱，多以蛊毒害人者，福州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遂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治蛊者为一编，诏参知政事丁度为序而颁之。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写道：

仁宗以福建奏狱多蛊毒害人者，福建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治蛊毒者为《庆历善救方》，命参知政事丁度序之以颁天下。言者云：虽有方书，远方或阙药材不能自致，诏许以官钱治《善救方》诸方以济民。

北宋著名科技发明家苏颂在《苏魏公文集》中也说：

悯南方蛊毒之妖，于是作《庆历善救方》以赐之。

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诏令翰林医官院编写了一本专门的防蛊手册：《庆历善救方》。编写此书除了翰林医官之外，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福建医工林士元。他虽然没有翰林医官那么高的级别，但却有极强的实践经验和家传本领，一直奋战在与“蛊毒”作战的一线。

之所以有这样一部在今天看来极为奇葩的官方防蛊手册，居然是因当时全国，特别是南方蛊患成灾！其地区包括今天的福建、两广、四川、云贵、江浙等众多地区。

“闽、广、蜀诸州，大抵有蛊，其种不一 。”

“川、峡之俗，多蛊毒中人，死者盖十八九"

“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己"

“世蓄蛊毒"，“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

何为蛊毒，为什么会泛滥成祸？

那么到底什么是蛊毒呢？

“夫蛊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固造作之者，多取虫蛇之类，以瓷器中盛，则任其自相瞰食，惟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极甚，故云蛊母也。”（见《太平圣惠方》）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将虫蛇蜈蚣蝎子各种等毒虫一起放入一个容器当中，让它们互相残杀吞食，最后剩下的那个活物就是“蛊”。在巫师的做法之下，这种东西可以变化多端，迷惑害人，往往致人于死地。地方上因蛊杀人害人的案件时有发生。

所以，蛊毒之所以“严重为害”，说到底还是巫师和巫术大行其道，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则与百姓信巫不信医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北宋时代百姓，特别是南方百姓的民间信仰是对巫师巫术格外崇拜，完全不把求医问药当回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下，蛊患便有了泛滥成灾的土壤和温床。

宋代著名学者蔡襄，在任福建知州时多次上书朝廷，说明地方蛊患的严重危害，指出地方“巫覡主病、蛊毒杀人”的严重情况，这也是导致朝廷后来制定和颁布《庆历善救方》的原因之一。

庆历八年，《庆历善救方》颁布，并向全国推广，各地官员随之大力推广。例如，蔡襄力推此医书在地方上的普及，不断教育当地百姓不可迷信巫师，须用医方药物治病。

王安石在浙江鄞县为知县时，令人将《庆历善救方》刻在石碑之上，立于县城城门旁边，让百姓抄录使用。

“防蛊手册”到底是怎么鉴别和治疗蛊毒的？

那么《庆历善救方》上具体防治蛊惑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很可惜，这本书大约在南宋末年彻底散佚不见了。书中详细内容完全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好在在其他一些医方上，还能找到少许和此书相关的记录。

首先，检验患者是否中蛊毒的方法尤为重要。

其方法大概是这样的，需要用到两件物品：一枚熟鸡蛋和一幅银钗。

“应中蛊毒，不拘年代远近，先煮鸡子一枚，将银钗一只，将右熟鸡子内口含之，待一饭久取出，钗及鸡子俱黑色，是中毒也"。(《淳熙三山志》)

也就是说，让人将银钗和熟鸡蛋都含在嘴里，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如果看到两样东西都变成了黑色，那么就说明此人中了蛊毒。

那么，中蛊毒之后该用手段治疗呢？

可用下方：

五倍子三两，木香、丁香各一十文，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用），糯米二十粒，轻粉三分，硫黄末一钱重，麝香一十文。

装入小沙瓶内，用水煎到药面上产生一层皱皮，说明药已熟，然后滤去渣滓，小碗口服。最好是在早晨服用，然后仰卧，头部略高。服用后会不断有恶心反胃的感觉，最后会吐出肮脏之物，样子如同烂鱼鳔；或者泻肚，拉出秽物。吐出恶物后要喝一盏茶，拉出秽物则需要喝些白粥补充营养。如此十天之后，再服用解毒丸等其他药物，以巩固疗效。

查其配方硫磺末、轻粉等均为有毒之物，其用法用量需要按照医家指导，严格控制。故知此方也不是可以随意服用，必须有专业医生做出判断后才可执行。

“官方防蛊手册”的真正意义

前文已述，蛊毒泛滥成祸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民间信仰。至于是否有所谓蛊毒，蛊毒的危害是否如此之烈，波及范围是否如此之大，我们都是根据历史文献而得到的结果，尚待深入研究。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庆历善救方》这本由皇家颁布的“防蛊手册”，其目的和用途绝非防治蛊毒这么简单。

在《宋史·食货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遂行于天下。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知，宋仁宗时代京师汴梁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也就是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按照宋代官办医疗救助体系，太医要为百姓调和药物并发放下去，用以防治瘟疫。在太医制药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只特别珍贵的通天犀。皇宫內侍得知后，请太医留下这只犀角，想给仁宗皇帝在需要时服用。没想到宋仁宗知道后却说：“我岂能以异物为贵，而以百姓为贱？”说完，命人把犀角砸碎，药末仍然放入为百姓调和的药物之中。

请注意，太医调配药物所根据的医方正是《庆历善救方》！这说明什么，说明《庆历善救方》绝非只是一部“防蛊手册”，其中的药方可以用于对付特大瘟疫，也就是流行病和传染病。

这样我们便窥见了这部著名的官方防蛊手册的另一层价值：为百姓日常防御流行病和传染病，进而推测，也很可能包括常见病。

然而，在那样一个大批百姓“信巫而不信医”的年代，推广一本医书其阻力可想而知。所以，当它以一本“防蛊手册”名义出现时，应该是一项高明之举，民众对它的排斥力一定最小，接受度一定很高。

随着这本防蛊手册的深入人心，过去蒙昧愚顽崇拜巫师的人们，也渐渐开始了主动寻医问药的生活方式，它更是起到了移风易俗的重大作用。

似乎是存在的，只是稀少，据说是虫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