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再冰回忆梁思成,梁思成五十年后的照片

“父母总引领我们感受世间的美好”

梁思成逝世50周年之际，女儿梁再冰出书深情忆父母

1949年，梁再冰南下前与父母合影。梁再冰供图

“爹爹离开我已经50年了。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依然还是那位调皮风趣的‘不老’父亲”

1月9日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纪念日。近日，梁再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以独特的女儿身份与家庭视角，回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讲述他们考察、研究、保护古建筑的一生

1946年夏，梁家南渡迎来北归，安稳的生活时隔9年降临清华园。一天，17岁的梁再冰和母亲林徽因一前一后分乘两辆三轮车，经过北海前的“金鳌玉蝀”桥，林徽因突然向前面的梁再冰大喊：“梁再冰回头看！”

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梁再冰依然记得那次回头看，“夕阳下，五彩缤纷的‘金鳌玉蝀’桥，同半圆的团城城墙高低错落有致，美丽极了！只可惜我当时没有一架摄像机能将这一画面永远留下。”

如今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去世多年，“金鳌玉蝀”桥也在北京城的改造中被另一座桥取代。梁再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以独特的女儿身份与家庭视角，回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讲述他们考察、研究、保护古建筑的一生。

“现在市面上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书很多，这本书的特殊之处是来自他们的至亲，视角独特，部分照片、梁家家书和梁再冰的日记，都是第一次公开。”该书责任编辑易娜告诉记者。

谈起亲爱的爹爹妈妈，梁再冰仍会激动不已。“我能感受到她非常怀念她的父母，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或陷入思念中，长时间沉默不语。”梁再冰女儿、该书执笔者于葵说。

在梁再冰的记忆中，有林徽因拉着年幼的她在院子里踱步；有家中洗澡盆里泡着的古建筑底片；有梁思成把着她的手作画，寥寥几笔，院子里的树和房子便跃然纸上；有抗战爆发后去往昆明的拥挤不堪的汽车上，林徽因指点她多看沿途风景；有困守李庄时，梁思成带她去镇上典卖派克钢笔和手表；有新中国成立后，家中到处摆放着的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在她心目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建筑学家，也是给予儿女很多很多爱的父母。

1月9日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纪念日，“爹爹离开我已经50年了。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依然还是那位调皮风趣的‘不老’父亲。”梁再冰说。

梁再冰家中，至今挂着一张她婴儿时期和母亲的合影。照片中的林徽因，美丽，温暖，面向女儿的神情充满慈爱。晚年的梁再冰，还会看着照片向家人感叹：“我的妈妈多漂亮啊！”

“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这是林徽因1937年7月写给女儿的信的开头。当时，她与梁思成等人刚刚结束在山西五台山的古建筑考察，在五台山豆村找到了佛光寺，通过详尽的测绘调查，论证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梁思成一向所抱着的国内必有唐代殿宇的信念在此得到证实。

然而，就在他们考察期间，七七事变爆发。

历经波折从山西回到北平后，林徽因给在北戴河的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绘制了此次考察与回程的路线图，还特别将他们途经的雁门关标注出来，并在旁边留下一行小字：“叫二哥（梁思成姐姐梁思顺之子）给你讲讲雁门关杨六郎的故事。”

“今天再读妈妈这一行提示，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当时的心情和用意。”梁再冰认为，母亲当时不仅是在鼓励她，也是在鼓励自己。

信中，林徽因这样解释七七事变，“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并坚定地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

此时的林徽因，还不知道战争开始后，自己和丈夫的事业、家庭以及身体将经历怎样的磨难与摧残，但她认真地告诉年仅8岁的女儿，“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不久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便抛下北平相对安逸的生活，带着年幼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以及林徽因的母亲，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他们先从北平到长沙，停留两个月后，再前往昆明，后又迁往李庄。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贫病交加，甚至死亡的阴影笼罩。

在长沙，梁再冰第一次感觉到一家人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没有四合院和花草树木了，没有单门独户的住所了，没有厨师和保姆了，父母必须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对于不习惯、也不熟悉家务劳动的爹爹和妈妈来说，这当然是非常辛苦的差事”，但让梁再冰意外的是，父母对此很少抱怨，“爹爹和妈妈立即开始学习做家务，还常常互相调侃，生活骤然变苦，家里却依然有趣有乐”。

1938年1月，到达昆明后，旅途的劳累加上当地的潮气，使梁思成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脊椎毛病也恶化了，不能在床上平躺，只能日夜半坐在一张帆布软椅上。在这期间，有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写信邀请他到美国访问讲学，但是，“父亲不愿在这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自己的国家，哪怕是暂时的……”梁再冰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的纪念文章里写道。1939年秋，大病初愈的梁思成，便和刘敦桢带队赴川西开始新一轮田野调查。

在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李庄，林徽因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摄氏度不退，梁再冰早上起床，常常看见她的床前挂着许多汗湿的毛巾，虽然最终撑了下来，但林徽因从此失去了健康，需要长久卧床休息，可她稍有好转，便继续协助梁思成做建筑学研究工作。

抗战胜利后，梁从诫有一天与林徽因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山的危局，梁从诫问林徽因，如果日本人真打进了四川，打算怎么办？林徽因若有所思：“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这份平淡语气中蕴含的凛然之气，让梁从诫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1946年2月，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这样描述战后与老朋友重逢时的心情，和9年前“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是那么相似。

“走上一条非凡的建筑人生之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与他们在建筑领域的追求是融为一体的。作为中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们便立志回国后研究中国建筑史。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有教授问梁思成，你们中国有建筑史方面的著作或研究吗？这让梁思成意识到中国建筑研究的空白。大二那年，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古代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梁思成又惊喜又苦恼，惊喜于早在12世纪初，中国就有这样完备的一部建筑术书。苦恼的是这部著作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

“从那时起，破解这本天书成为爹爹的梦想和追求，引领他走上一条充满荆棘却精彩非凡的建筑人生之路……爹爹由此萌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强烈愿望。”梁再冰介绍。

从此，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人生与中国建筑再也没有分开。1928年夏，他们留学归国，秋天便赴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东北，华北也笼罩在战争阴影中。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战争，古建筑都要遭殃，营造学社因此加紧了考察，他们希望，如果将来这些古建筑不幸被毁，至少能留下一些资料。

当时兵匪横行、交通落后，许多有考察价值的古建筑又零散地分布在华北大地上那些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但梁思成、林徽因以及整个营造学社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骑骡子，6年中辗转15个省200余个县，实地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古建筑。

父母外出考察时，年幼的梁再冰喜欢搬个小凳子，坐在院门口等待父母归来。小小年纪的她已经隐约感觉到，父母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有一个比这个小家大得多的世界，“我很小就有这个感觉，我们这个家只是他们那个很大的世界的一个角落吧”。

梁再冰还记得，在李庄，由于背痛，梁思成画图时找来一个花瓶支撑自己的下巴；为了恢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印刷设备，梁思成他们便自己刻蜡版石印，全家人包括林徽因的母亲都参与进来，一针一线装订成册；没有经费再做野外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便投入全部心血梳理以前的考察成果，撰写出一部具有现代新意的《中国建筑史》……

有学者形容这一时期的梁思成为：“以殉国者的姿态对他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总结。”

抗战迁徙途中逗留长沙期间，最令梁再冰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与朋友聚会结束时，梁思成带领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是‘乐队指挥’，他像当年指挥清华学堂学生军乐团一样认真……”

多年后，《义勇军进行曲》又出现在梁思成父女共同的生命中，1949年9月29日，在位于汉口的新华社四野总分社任编辑的梁再冰，收到梁思成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情景：“关于国歌之选定，张奚若伯伯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的主张得以胜利的通过。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步。”

梁再冰回忆说，“我看到这里时，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他在长沙指挥我们唱这首歌的情景，也不禁激动起来。”

不仅仅是国歌，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1950年6月底，梁再冰由四野总分社调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当时她离开家已经一年多，“妈妈整日给我写信，催我回家，想念我想念得不得了”。然而，当梁再冰回到清华园家中时，全心投入国徽设计的林徽因，对于女儿的归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自己就像只是去了一趟大街上买东西”，梁再冰这样形容。

不仅如此，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家时，梁再冰惊奇地发现，家里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到处都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好像家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在梁再冰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爹爹和妈妈整日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似乎将其他一切都暂时忘记了……我觉得妈妈已经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她周围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当病人看待……”

后来，面对天安门上的国徽，梁再冰有种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心情：“在那个红色中有着父母的心血，那个金色中也有着父母心中的辉煌。”

“爹爹和妈妈是一体的”

在梁再冰看来，人前光彩夺目的林徽因，幕后的角色更加不容忽视。“在与爹爹共同的事业奋斗中，有很多她参与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工作，有时她只是编外人员，常常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却又是父亲团队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灵魂人物。”

显而易见，梁思成持同样的观点。1946年，他一生重要的学术成果《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序言中，讲述了林徽因对于他和他的建筑事业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许多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梁再冰有一句话，精准地形容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在事业与感情上的不可分割，“爹爹和妈妈是一体的”。

这句话说的是梁思成一开始选择建筑，便和林徽因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林徽因引导他认准了建筑这一领域。在梁再冰的记忆中，“爹爹和妈妈在一起总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常常兴趣大到将我们小孩子‘晾在一边’”。

这句话说的是梁再冰记忆中的西迁路上，尽管旅行紧张又充满困难，林徽因和梁思成配合默契，“譬如打包行李时，他们两人合作，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儿，然后用油布包起来”。

这句话说的是梁再冰记忆中的昆明，为了给梁思成去川西考察创造条件，林徽因坐镇主持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大量阅读、查阅文献并做笔记，为营造学社的研究作文献准备工作。

这句话说的是梁再冰记忆中的李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林徽因曾一遍一遍地对梁思成说：“营造学社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为了照顾重病的林徽因，梁思成学会了打静脉注射。

这句话说的是在梁再冰的记忆中，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聘梁思成主持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梁家返回北平没多久，梁思成便赴美考察，并受邀在多所大学讲学，后来还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建筑大师一起，讨论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工作，便落在了林徽因和一批年轻教师身上，“那时我常在母亲身边，我觉得她是拼尽全力做这件事情”，“从桌椅板凳等琐碎的行政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为初学者讲授建筑课程这样的学术问题，母亲全部参与其中”。

1955年3月31日晚，林徽因病危，在医院，梁再冰目睹了父母的诀别。“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见过爹爹如此流泪，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这一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多年后，梁再冰这样描述当时的感触。

“被这样细致地爱过可真好啊”

2023年8月，“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开展不久，展品中那封林徽因在七七事变后写给梁再冰的信上了微博热搜。大家感动于林徽因家国情怀的同时，也为她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女儿的浓浓爱意而感慨。

在那样一个紧张的时期，林徽因给女儿的信仍是耐心细致又充满呵护的，她一件一件地讲述了此次山西考察回程的行程和中国遭遇日本侵略的事，又嘱咐女儿，“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的玩”，“请大姐（梁思顺之女）多帮忙你学游水。游水如果能学会了，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而且仍记挂着“你要的衣服同书就寄过来”。

“被这样细致地爱过可真好啊”，一位网友的感叹得到数万人的点赞与转发。

这封信也是易娜在编辑过程中最感动的细节，“我第一次见到这封信的原件时几乎落下泪来，这位妈妈是发自内心尊重一个只有8岁大的孩子，并没有觉得她听不懂，而是那么认真地把爸爸妈妈在做的事情告诉她。”

另一封父亲写给女儿的信同样感人至深，那是林徽因去世四个月后，梁思成写给梁再冰的，那一天是梁再冰的生日。

“宝宝，今天我又这样叫你，是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宝宝，今天我特别想念你，告诉你，爹爹是那样疼爱他的好女儿……”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梁再冰心目中的楷模，更是一对慈爱的父母。“他们给予我的爱可能比一对普通的父母更多、更深……爹爹梁思成是我最喜欢亲近的‘老友父亲’，他总是耐心聆听我的感受……妈妈林徽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最贴心的朋友，她总是兴致勃勃、平等地同我们小孩谈天说地。”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林徽因似乎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其实她极为善解人意，善于照顾亲友，更是一位好母亲。”于葵告诉记者。

幼年的梁再冰特别依恋母亲，“每到我生病时，妈妈就把我抱到她的卧室中，自己照料我……她兼有医生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护士的细心和妈妈的体贴”，梁再冰回忆说，有一次她生病时夜里醒来，发现林徽因根本没睡，一直在听着她的动静。

不仅如此，“成年以前，我的许多衣裙都是妈妈亲手缝制，我怀孕后，她又亲手准备了一大摞婴儿小衣裳和小被子。”世人眼中风华绝代的女性，依然心甘情愿用“慈母手中线”表达对女儿的爱。

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院，是1929年夏天出生的梁再冰记忆中的第一个家。鲐背之年的她，仍对这个家中诸多温馨的细节记忆犹新。她记得母亲为她做布娃娃，先把棉花塞进袜子，用布绷上，然后在上面画一张“超级可爱”的脸；父亲为她设计儿童房间，里面所有的书桌书柜，都是梁思成亲手制作的；母亲抱给她一只小猫，让她起名字，她随口说就叫“明儿好”吧，从此这只猫就叫“明儿好”了；为了帮助她克服怕狗的心理，父母送给她一只小白狗，还给狗取名“冰狗”，以强调这是梁再冰的狗……

往西南迁移的路上，炮火与困境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仍竭力让一双儿女开心一些。在简陋的旅馆里，梁思成教孩子看地图，辨识一路走过的城镇山川；在贵州晃县，林徽因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两个星期，梁思成一个人撑起全家老小的生活，他每天支起小炉灶为妻子熬药，照顾重病的妻子，在这样焦虑的日子，他见两个孩子闷闷的，便每天带着他们去河边“打水漂”。梁再冰至今记得梁思成跃起投石的漂亮姿态，“一块小圆石从他手中飞向河心，落在水面竟然跳起一二十下。”“我和弟弟跟着爹爹奔跑跳跃，一时忘记了这一路的狼狈和困苦。”

在昆明郊区，住房条件差，但在梁再冰的记忆中，不论住在怎样简陋的房子里，林徽因都会尽可能做一点美化。“我觉得我老妈真神了，怎么一下子就能把这样一个小破房间变得如此舒心可爱。”

梁思成外出考察期间，林徽因一个人承担起所有家务，甚至在赶集日一个人背回一家人一周的菜，但对于梁再冰来说，昆明乡下的日子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她那时留下来的日记里，几乎每篇末尾都是“我快活极了！”很多年后，梁再冰才意识到，是母亲的辛苦付出，让她在艰难的岁月里仍拥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尽管经济日渐捉襟见肘，林徽因还是坚持给孩子们买书，但并不是刻意督促他们看什么书，而是顺其自然让他们凭兴趣阅读。梁思成和林徽因也给孩子们讲授经典名著，梁再冰至今记得昆明的小院里，梁思成为她讲解《左传》，记得林徽因在病榻上，引领她走进了广阔丰富的文学世界。

在李庄，梁家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林徽因卧病在床，通货膨胀让食品的价格越来越贵，实在无米下锅时，梁思成便带着梁再冰到宜宾镇上，典卖家里的派克钢笔、手表和林徽因的一些衣物，梁思成常常开玩笑：“我们今天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清炖’如何？”

那些日子，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这样调侃自己：“我正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都还要费劲得多。”

梁思成也在信中这样描述李庄的日子，“煤油灯下，我们做着儿童的棉底鞋，点火做饭，买便宜的粗粮，我们回到从前，过着像父母十几岁时一样的生活，但却从事着现代工作。”

这样一贫如洗甚至贫病交加的生活，留给梁再冰印象最深的，却是父母的“苦中作乐”，“他们常常相互调侃”，“很少看到他俩愁眉苦脸的”，“他们用自己做到的一切，告诉儿女如何面对危机、如何面对生活的突变、如何坚守自己心中的那份挚爱”。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大三的梁再冰决定南下参军，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开始不同意，“父母很不愿意我走……我母亲哭啊，哭得很伤心”，但父母最终还是选择尊重女儿的决定。梁再冰记得，临行前林徽因带着毛巾等生活用品来看她，在她的铺盖上坐了很久很久。

就这样，梁再冰离开父母走向社会，此后大半生都在新华社从事国际报道工作，但父母的爱伴随了她的一生。

“常与爹爹妈妈不期而遇”

由于战争期间损毁了健康，林徽因51岁就病逝了。然而，对于林徽因在1955年的过早离世，她的儿女都认为是种幸福。“相比爹爹后来所经受的磨难，很难想象妈妈如果还活着的情形，如此对她来说，也算是种福分了。”梁再冰说。

每当想起父母的一生，梁再冰总是情难自禁。198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为梁思成诞辰85周年举办了纪念活动。活动当天，走上讲台的梁再冰，面对台下的热烈掌声，泪水夺眶而出。因为，“爹爹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以及人们的理解和爱戴”。

后来，更多人知道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但不少人的兴趣却集中在林徽因那些并不存在的“感情”上，忽视了真实的她。

于葵介绍，她和家人协助母亲出版这本书，也是希望人们多了解真实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再冰第一次接触林徽因的诗歌，是在李庄林徽因的病榻前，她曾经将妈妈的诗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后来，经历诸多世事沧桑，1979年，梁再冰和梁从诫在一起，聊起妈妈作诗的事。那时，林徽因已经去世20多年，当年手抄的诗歌也早就不在了。然而，当他们开始回忆妈妈的诗，竟然把一首诗完整背了出来。他们既惊讶又惊喜，母亲那些美好的诗，竟然如此深刻地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中。

从小，梁再冰就常常跟随父母在北京城里到处游玩，梁思成曾带着她爬上景山，让她顺着他指向的中轴线，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眺望，俯瞰城市的完美布局和规划。

“父母总是引领我们感受世间的美好。”梁再冰说。

退休后，梁再冰用另一种方式走进了爹爹和妈妈的世界，她带着《梁思成全集》，重走了父母当年考察古建筑的路。在回忆录的结尾，梁再冰深情写道：“人们想念亲人，常常会在梦里与他们相会。而对我而言，走过北京大街小巷，或穿越山间古庙，也常常与爹爹妈妈不期而遇。”（记者 刘梦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林徽因：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文/临溪为砚

1.

好朋友去年结婚了，新郎不是那个从高中到大学痴恋她的男生，而是相亲认识的一个男人。

说实话，我并不理解她的选择，为什么明明深爱过那个男人，却愿意牵起另一个人的手，走过自己的后半生，难道不会遗憾吗？

男孩儿，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有多爱的她呢？

他可以省下所有的生活费，给她买一件衣服；每一次吵架，不论谁对谁错，他永远第一个低头；为了她，他甚至放弃了北京的名牌大学，留在本地陪她；有一次她执意要分手，他甚至当着我们面，跪下来求和。

我是从他那里知道，一个男生可以为爱低到什么地步，一定很爱很爱一个人，才爱到忘了自己吧！

饶是这样，他们仍然无法走到最后，朋友给我的解释是 ：“太过极端的人，不适合结婚，爱情要的是痴情，婚姻要的却是温情。”

说真的，这句话我一度不能理解，既然相爱就该在一起，谈其他不过是为自己开罪。

直到我认识了林徽因与徐志摩，我才明白，原来感情是一回事，婚姻是另一回事。

2.

很多人不太喜欢林徽因，我想主要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吧。她既有姣好的面容，又有过人的才情，她一生中有不离不弃的梁思成，也有众多蓝颜知己，就连父母长辈也对她偏爱有加。

这一切又怎么能让人不嫉妒呢？

民国四大美女，各有各的标签：“金嗓子”周璇，“校园皇后”陆小曼，“默片女王”阮玲玉，“不食人间烟火”林徽因。

这无疑是对一个美女最大的褒奖，她好似一株青莲，不胜凉风的娇羞。

论才情，她在建筑事业上，不仅得到丈夫的高度赞许，也多次参与新中国标志性建筑的设计。

她还擅长散文，诗歌，早年留学欧美，见识广博。就算与闻一多，金岳霖，胡适，沈从文等才子，品茗论天下，她也毫不逊色。

可以说，她活成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样子。

自古以来，兼具才情与美貌的女子不在少数，比如陆小曼，张爱玲，李清照。

可是，能将才情与美貌运用到极致，并且一辈子过得像“女神”一样的，却只有一个林徽因！

她是暖，是爱，是梦想，是一片真正的“人间四月天”。

3.

1904年6月，林徽因出生于西子湖畔的杭州，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长诗文、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林徽因是家中长女，徽因二字，取自《诗经大雅》中：“大姒好嗣音，则百斯男。”

她原名是“徽音”，因为当时上海出现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也叫林徽音。

常常有人将两人弄混，于是她便改成了“徽因”。

林徽因的生母叫何雪媛，是一个裹脚的传统女人，并不得宠。

倒是她，聪明伶俐，模样娇俏，深得父亲宠爱。小时候的林徽因一边感受着母亲的郁郁寡欢，一边沐浴着父亲的灼灼其华。

林徽因自己曾说，她的童年并不快乐，甚至因为母亲的负面情绪常常让她感到十分自卑。

1916年，林徽因随父亲定居北京，进入了培华女子中学。

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考察访问，他特地带上了女儿一起。

同年9月，林徽因考入了伦敦圣玛丽学院。

因为父亲常常需要往返于欧洲各国开会，她只能独自留守伦敦，身在异乡的孤寞，常常让她倍感凄凉。

她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回忆道：“我独自一个人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我总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事情发生，或者有个人进来同我说说话，或者同我坐在楼上的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一个人要来爱我。”

月下老人在广寒宫里，洞悉了她的心事。

不久，就将一个翩翩君子，带到她的面前。

他就是——徐志摩！

4.

徐志摩原本是来伦敦，追随罗素学哲学的，到了伦敦才知道，罗素已经被剑桥大学开除了。

他无奈，只得选择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

就这样，24岁的徐志摩遇见了16岁的林徽因！

徐志摩后来回忆说，初见她，身体不由得一震，也许是照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他的五脏六腑被月色晕染了个干净。

那时候的徐志摩刚刚开始写诗，他说和林徽因谈话时，总能激发出无限灵感。

自古才子爱佳人。当时的林徽因，美貌初成，扎了一根长长的麻花辫，一身素色的学生装，明眸皓齿，其笑嫣嫣。她风趣幽默，十分健谈，就像一株海棠开在了徐志摩的心海里。

就连情敌张幼仪也曾盛赞过她：“徐志摩的女朋友，是一位思想复杂，长相漂亮 ，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少女的心事，是藏不住的春风，她对这位从天而降的才子，也渐渐萌生了好感。

闲暇散步的海德公园，畅所欲言的剑桥康河，见证两人最初的暧昧时光。

徐志摩的追求炽热而真挚，就像是一团篝火，穿过伦敦重重的迷雾，照进了她的心里。

可她还来不及做出决定，就得知了徐志摩在国内已有家室。

并且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她陷入了深深的惶恐与不安中。

林徽因不忍亲自回绝徐志摩，只能让父亲林长民代她写了一封信给他：

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讽之意，想是足下误解了。

这一封婉转的拒绝信，并没有浇熄徐志摩的爱火。他更加执着的要和妻子张幼仪离婚，他以为只要他自由了，他和林徽因之间就不会再有障碍。哪怕妻子已有身孕，他也不管不顾。

张幼仪怯生生地说：“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志摩毫不动容地讥她：“还有人坐火车死掉的，你看到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

“当一个男人不爱这个女子时，她哭闹是错，静默是错，活着呼吸是错，死了都是错。”

从这一点看，女人的狠心多半是刀子嘴豆腐心，男人的狠心则是刀子嘴钻石心，不见血光，不肯罢休。

他以为他的绝情是爱林徽因铁证，却不知道，但凡有点头脑的女人，见此情形，谁还敢将终身托付于他呢？

况且，林徽因一直认为她母亲一生的不幸，就是父亲见异思迁所致。她的善良，不允许她将这种痛苦带给另一个无辜的女人。

于是，林徽因与父亲提前结束了在英国的一切，回国了。

5.

一年后，等徐志摩追回国内，林徽因已经接受家里的安排，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定了亲。

如果说徐志摩与林徽因的那一场未完成的爱情，真的就随时间一笔带过了，或许稍显仓促。

1924年4月23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蔡元培之邀访华，由林徽因陪同，徐志摩担任翻译。

从以前的照片上看，当时的林徽因留着齐耳短发，身着黑色套装，一串佛珠佩于胸前，一派知性优雅；徐志摩则带着金丝眼镜，穿着中式的上衣，素色长袍，器宇不凡。

两人一左一右在泰戈尔身边，俨然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时间给了两人再一次亲密相处的机会，一切又好像回到了一年前，初遇时的美好时光。

两人的默契与情愫都被泰戈尔看在眼里，他甚至有意为他们牵起了红线，从泰戈尔离华前的一首短诗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轻叹了一声“哎”！

天空是指志摩，大地是指徽因，而这一声叹息，就说明这段感情又一次无疾而终了。

其实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只是口头定亲，并没有下聘礼，如果她反悔，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理性再一次战胜了感性。

林徽因晚年曾说： “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女人特有的早熟，让一眼就看穿了诗意背后的真相，诗人总是希望将所有的一切美化，尤其是爱情。

少女的心事是初春的诗，热恋的你侬我侬也是诗，可以生活从来不是诗。

她要的是现世安稳的平淡生活，而这恰恰是徐志摩给不了她的。

如果明明知道一段爱情不会有理想的结果，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挥泪斩情丝，一时痛总好过一世痛。

我实在佩服她在处理感情问题时的理性与远见，从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种种来看，她的决定实在是睿智。

6.

两个月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学，攻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梁思成全身心的宠爱着身边的她，每次约会，他都要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待二三十分钟，她才出来。

他的弟弟梁思勇曾为他们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在学习上，林徽因思维敏捷，常常有奇思妙想蹦出，她的设计图纸总是一改再改，最后面目全非。

这时候梁思成就会插进来，以他准确而熟练的绘图功力将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完美的作品。

在生活上，梁思成就像是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根本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林徽因的细心与体贴就派上了用场。

他们就像两块拼图，配合得天衣无缝。

正在此时，林徽因的父亲死于流难，林家一度家道中落，连她在美国的学费都无力承担。是梁启超主动替她料理父亲的后事，并且资助她，完成了学业。

变故让她看清了身边的一切，也让她迅速成长了起来。

第二年，她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一处教堂里完婚。

婚礼当天，林徽因没有穿白色的婚纱，而是穿了一套自己设计的具有中国传统风韵的礼服，美艳动人。梁思成则西装笔挺，帅气逼人。

新婚当晚，梁思成问：“有一个问题，我今生只问一次，以后也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

林徽因深情地对他说：“答案很长，我可能需要用一生来回答你，你准备好要听了吗？”

7.

结婚之后，林徽因不愿意做家庭主妇，围着丈夫孩子团团转，她依然要做自己。

如果说婚姻真是坟墓，那么她一定是超凡脱俗的小龙女，凭借一身绝学，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两人一同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她设计的白云黑水图，至今仍是东北大学的校徽。

从一个身娇体弱的女子，陪伴着丈夫，忍受着疾病，战乱，饥饿。从1930年—1945年，夫妇俩共同走过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

这一刻她不再是梁思成生活中女神，而是精神上的女神，共同的事业，陪他们走过风雨流年。

林徽因对建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为了保护北京古牌楼，她甚至指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痛斥：“你现在拆掉，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就算再造一个出来，也只是一个假的。”

她参与设计了国徽，还抢救了濒临绝技的景泰蓝工艺，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而这三件事情，却是她在摘掉了一个肾，肺病咳血的情况下完成的。

1950年，当国徽挂上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女儿梁再冰含泪说道：“那红色也有妈妈的一滴血。”

梁思成是我国有名的建筑师，而林徽因作为他的妻子，却很少以梁太太的身份示人。

在事业上她不比梁思成逊色，她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愿做任何人的附属，哪怕对方是梁思成。

8.

林徽因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不仅是颜值，而是她在山河破碎之际，体现出来的风骨。

1944年日军攻占了贵州，直逼重庆。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了，该怎么办？

“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病重的林徽因，决绝地说。

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

“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啦。”

国难当头，她又拿出了视死如归的心，宁愿投江，也绝不做俘虏。

不是巾帼不让须眉，而是让无数须眉也为之汗颜。

9.

林徽因一直有一种高姿态，细究起来她甚至没有几个同性朋友，和婆婆的关系也不好。

梁思成曾说：“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这句话是他在林徽因去世之后所说。

他再娶了林洙之后又感慨：“原来婚姻可以这样轻松和美地在一起。”

这番言论一度招致很多林粉的不满，纷纷指责他薄情寡性。

这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梁思成爱林徽因是不需要用言语来证明的，也不是两句感慨可以抹杀的。换做任何人来做林徽因的丈夫，都不见得比梁思成做得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一路逃亡，林徽因不幸染上了肺病。一贯养尊处优的他，学会了点火烧菜，炖汤炖粥。就连打针，输液，煎药，喂药他也一概亲力亲为。

肺病是会传染的，医生要求隔离治疗。梁思成不同意，他不忍心让重病的妻子心灵上再受刺激。哪怕最后染上了肺结核，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如果这都不是爱，那又是什么呢？

林徽因爱美，他特地为她做了一面古铜镜。从雕刻，注模到翻砂每一道工序，他都亲自上阵。在镜子后面，他刻下了这样一段话： “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27年的婚姻生活，他一直把她当成女神，一直追随着她的光环，守护着她的体面，他当然累。

可是能名正言顺供奉众人心中的女神，这种成就感，对于男人的征服欲而言，也该是一种满足吧！

10.

那么林徽因呢？她到底爱的是谁？

她们考察期间，曾经途径济南，徐志摩飞机失事的地方。

她含泪写下了： “一样的明月，一样的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

徐志摩死后，她更是将失事飞机的残骸，挂在了她与梁思成的卧室里。

她做的一切，并不是因为她对徐志摩旧情难忘。而是因为徐志摩的死和她有直接的关系——徐是为了参加她回国之后的第一场讲座而撞机身亡。

生死让一切成为了无法弥补的缺憾，再加上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她也有责任。她后来所为，不是爱，只是愧疚和怀念。

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只爱一个人，而对过去的怀念也不代表对现在的不忠。

在爱情里她唯一承认过，也唯一爱过的只有梁思成。

抗战八年，为了他，她从绫罗裹身的千金小姐变成了粗衣麻布的糟糠之妻。

她在书中写道：“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

“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我们父执辈少年时期的粗简生活。”

哪怕条件恶劣，哪怕粗茶淡饭，她依旧苦中作乐，不曾有过半点抱怨。

如果这都不是爱，那又是什么呢？

在颠沛流离中，梁思成的皮尺掉了。这在当时，可是稀有物件。

为此，林徽因在黑市花了23法币的高价，重新买了一只送给他。

要知道她当时在云南大学教书，一个月的收入也才40法币。

以她那样骄傲的性格，如果不爱，又怎么会做出如此煽情的举动呢？

11.

金岳霖的才情，幽默曾经深深吸引过林徽因，在她刚刚意识到感情的天平开始摇摆之际，她就选择了对丈夫坦白。

她苦恼的对他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才好。”

梁思成听到以后亦十分痛苦，思考了很久之后，他还是对她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被他的话感动了，没有离开他，而是说出了那句很出名的话：

“你给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

金岳霖得知林徽因的决定之后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应该退出。”

明明是一场不体面的精神出轨，到了她手里，却使夫妻俩的感情愈发坚定了，还收获了一位挚友。

从此，三个人毗邻而居，以文会友，金岳霖为她终身未娶。

不可否认，林徽因的一生牵扯了无数红粉姻缘，梁家每月举行的太太客厅，来的文人墨客也都是男宾。她却能在友情与爱情之间，爱好与生活之间，找到巧妙的平衡。

她在小说《九十九度中》曾说：“我就是九十九度的女子，离沸点永远差一度，减掉一度感性，增加一度理性。”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情，但只忠于一份爱，可以有很多的陪伴，却只选一份坚守。

这就是林徽因的高明之处！

12.

很多时候，最炽热的爱情都是烟花易冷，真正的长久的，是细水长流的脉脉温情。

晚年的林徽因缠绵病榻，因为肺病，她每天不停地咳嗽，再也没有当年的神采飞扬。

屋外，一个驼背跛脚的男人正在为她生着炉火。

这便是梁思成，因为患有灰质性脊柱炎，他需要穿着钢制背心。

在炉火旁，他艰难的一铲，一铲地将煤放进炉火里，他铲得十分吃力，却不让人帮忙，因为这个炉子是林徽因的命根子。

一旦温度有变化，她就会咳嗽不止，只有他最清楚什么温度最合适。

1955年2月24日，林徽因弥留之际，梁思成握着她的手，眼泪一直再流，嘴里不停地说着：“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是受罪呀！”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林徽因只说出了两个字：“思成。”

再美好的爱情，也总有生离死别的那一天，一代才女林徽因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梁思成含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大师林徽因。”

金岳霖则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多年后，梁思成再娶了林洙，他终于放下了她，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一天，金岳霖将他与林徽因共同的好友，一起请到了北京饭店，没有说任何理由，大家都不知道老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饭吃到一半，他忽然哽咽地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就算梁思成都放下了，他仍然没有放下，不论是天上人间，她依旧是他一辈子的女神，只要他还活着就永远恋着她，爱着她。

有一个人能这样对她，林徽因此生足矣！

13.

林徽因当然是爱过徐志摩的，一个浪漫多情的才情，要走进少女的心房，实在太容易了。

可是她很快认识到浪漫背后，是飘入云端的幻影，根本无法落地生根，她机智的选择了告别。

或者她也爱过金岳霖，但是老金却太过理性，在他们的感情刚刚遇到一点阻碍的时候，就选择了放弃，这也不是值得托付的人，毕竟感情哪有一帆风顺的。

但我觉得她最爱的始终是梁思成，这个男人如海的心胸，过人的才学，不仅能供养她的骄傲，也能成就她一生，让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仅仅只有花前月下，还有家国天下。

这也是她，一辈子所期望的结果。

被很多人爱，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能在芸芸众生找到一个相伴一生的才是智慧。

她并不比我们聪明多少，而是她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有什么。

婚姻不是女人的枷锁，女人也不必做男人的陪衬，最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

梁思成有几个子女？各个都成什么才了？

两个子女，一男一女。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
女儿：梁再冰，1929年8月生于沈阳。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担任新华社记者，曾与               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1991年退休。
儿子：梁从诫（1932-2010），男，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北京市。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                     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               绿色文化分院）创办人、会长。
1995年曾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   

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                     的“大熊猫奖”。   

2000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 

2000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2000年12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 “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   

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表彰他在保护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做出卓越贡献。   

2003年12月，获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   

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06年11月2日，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授予杰出成就奖。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在北京因                              病去世，享年79岁。